考慮到土壤及地下水修復是一個復雜和長期的過程，從實際來看（資金、時間或技術等層面），很多場地在短時間完全修復是很困難的。針對這種情況，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外逐漸把“制度控制”（institutional control）作為一種修復方法推行開來，即通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制定和實施各項規(guī)章或制度（非工程），減少或阻止人群對場地污染物的暴露，從制度上杜絕和防范場地污染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危害，從而達到利用管理手段對污染場地的潛在風險進行控制的目的。常見的制度控制手段包括進入污染區(qū)限制、鉆井限制、土地用途限制等。

  　　

  　　圖：風險控制理論圖示

  　　這種制度控制的背后，即是以風險管控為核心思想的防治策略。綜觀世界各國土壤污染防治歷程，發(fā)達國家最終均采用了該策略，并將其滲透到立法、標準制訂、技術措施選取等環(huán)節(jié)中，鮮有對受污染土壤開展大規(guī)模的治理與修復。以美國超級基金污染場地處理為例，制度控制出現(xiàn)的頻率越來越高，在2009-2011年度場地污染源處理案例中，76%的處理措施中均涉及制度控制。但需注意的是，這種“制度控制”一般不能單獨使用，通常需要結合其他主動修復方法（工程）使用。

  　　

  　　圖：超級基金場地288個修復策略統(tǒng)計（2009-2011）

  　　簡而言之，基于風險控制的修復策略即是將傳統(tǒng)的污染源治理技術和工程控制與制度控制根據(jù)場地具體狀況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系統(tǒng)地降低人類接觸場地有害污染物的風險。

  　　在我國城市開發(fā)建設過程中，由于受地產開發(fā)巨大利潤影響，污染地塊在后期房地產開發(fā)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與人類緊密接觸，因而當前針對污染地塊仍以工程修復手段為主。這也造就了“土十條”出臺前，業(yè)內盛傳的土壤修復萬億市場神話，其結論的基本前提就是將全國污染場地全部采取工程修復手段治理。顯然，這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十條的頒布明確了國家對修復從基于污染物總量控制到基于污染風險評估的轉變。采取以風險管控為主的防治策略，依土定用、土盡其用才是符合我國現(xiàn)階段基本國情和經濟條件的有效做法。

  　　仍以常外事件為例，在輿論關注后，政府迅速將常隆地塊的房地產開發(fā)用途調整為了公共綠地，修復方案也隨之調整為黏土覆蓋。這個修復方案的核心就是一起典型的基于風險控制的修復策略，通過將常隆地塊改作綠地用途，實現(xiàn)了將污染風險降低到人類可接受水平的終極目的上，而不是嚴格的修干凈。

  　

  　　圖：超級基金各場地修復階段歷史進程（一條水平軸線代表一個場地）

  　　此外，由于地下環(huán)境的異質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修復工藝的復雜性，污染場地修復周期一般較長(如上圖示，超級基金所修復的場地即使在修復工程施工完畢之后，隨后的修復運營時間也還將持續(xù)幾年，再經驗收合格方算修復完成)，如何在漫長的修復過程中保障人員安全并實現(xiàn)全鏈條、全要素閉環(huán)管理，防治二次污染，基于風險控制的修復策略顯然將對場地污染物監(jiān)測的實時性、完整性和嚴格性提出更高要求，這也就意味著修復市場監(jiān)測細分領域未來潛在的增長空間。事實上，國內已有一些環(huán)境監(jiān)測公司在開始籌劃布局場地修復市場，顯然，這些監(jiān)測公司在結合了自己的監(jiān)測技術優(yōu)勢之后，未來也定能在土壤修復領域分得一杯羹。